大同：超越家国的普遍理想

    缔造一个至善至美国家的理想，古希腊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有“伊甸园”，中国古代也有堪与媲美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被具体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一个超越家国之上的普遍理想，“大道之行”的范围，不只是某一个邦国，而是贯通于“天下”。然而，文明前进的脚步声里也传达着“大道”退隐的消息。于是，先秦诸子面对世道人心，提出各自的社会政治理想——

    道家面对“国家滋昏”“盗贼多有”的社会积弊，首先退思“大道”失坠的过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由于大道旁落，内在的“德”才得以突出；由于德的削弱，才勉力保留推己及人的“仁”；由于仁的沦丧，才需要强调部分的道德原则“义”；由于义的丧失，才只能依靠外在的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

    列国的兼并战争以广土众民为目的，老子却反其道，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他对这一理想的描绘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展示了一幅没有战争、共同劳作、安居乐俗、与世隔绝的社会图景。

    与儒家的积极态度不同，在老子看来，社会文明和社会罪恶是一对孪生子。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之论的另一种表达即“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

    然而，这并非理想的至境，“玄德”之上还有“玄同”，即“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不亲不疏、无利无害、非贵非贱的关系，而人与自然则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关系。在如此高超的社会境界中，“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沿着老子的自然无为一路，庄子发展出“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在这里，社会富庶，生活安乐，人们无私无欲、不慕荣利，“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

    至德之世被庄子描述得异常美丽动人，“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人群践履道德无形无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规范的存在；帝王如树上生长的高枝一样，所处地位虽高，但听其自然，无所作为；善良淳朴的人民，像野鹿一样自由自在，居家无所事事，出门不知所往，不意其所始，不求其所终。这与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有些相似，但儒家是以道德方式达到，而道家则以无欲无为为手段。

    墨家是春秋战国之际与儒家相峙而立的显学之一，地位显赫，影响巨大。墨子强调天志、尚贤、兼爱、贵义，从而救治社会纷争、人心涣散。墨子基于兼爱构建的社会如何呢？《墨子·兼爱上》云：“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

    兼爱之外，墨家还主张“交相利”。《墨子·经上》云：“仁，体爱也。”“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这里把仁释为爱，把义、忠、孝都释为利，其义利一致的观念与儒家刚好相反。墨子以爱利并举，如“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等。实际上，墨子“兼相爱，交相利”，要求每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自己先去爱人、利人，最后自己亦为人所爱、所利。

    墨家“兼爱互利”的理想国度中，国家的管理者都是通过民意选举产生的，国家管理的中心工作是“一其义”，即要求举国上下集中统一意志，以此“明天鬼之所欲，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对这个理想国度的原则性描述还包括全体成员皆有高度的劳动自觉性，“各从事其所能”“赖其力以生”，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使“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于此最精要的一个说法是：“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余力相劳”即“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余财相分”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就此而言，儒墨可谓一致。

    儒、道、墨三家思想均传于后世，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用不同的语言和行为阐释着大同理想，直至近代仍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清晰地认知和梳理“大同”观念，是研究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步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