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官散记

    古语曰：“郡县治，天下安”，意即县治、县官很是重要，我深以为然。村官，作为一村之“现管”，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作为一介平民，我无有接触县官的机会，而对于家乡三岔的三位老村官，却印象很深，而且非常敬重。

    一位叫范纯俭——人称“三八”老党员，一位叫薛治荣——“五零老党员”，他们当了一辈子村官，现都已作古，但都留下了好名声；还有一位叫刘继华，“七零老党员”，现退休在家，也是赫赫有名。

    我很小的时候，家长们常拿一个叫“范聋子”的老汉“诈唬”孩子。我跟着母亲到场面（集体堆放庄稼的地方）分粮，一个黑脸大汉，双手叉腰，威严地站在场面门口巡视进出的人员，还不时“诈唬”两声，母亲对我说他就是“范聋子”，我便不敢再多看他一眼。

    长大成人及至高中毕业回乡参加以后，我对“范聋子”有了很多具体的了解。原来他受本家兄长范若愚的影响，1938年就入党参加了革命，打过日本，抓过汉奸，曾当过区长，据说廉平（当过省交通厅厅长）还当过他的通讯员。解放后，他没有出去工作，就留在家乡当农民。先当过村里的主要干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一边兼任着村里的党支部委员，一边“驻守”着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看场房子，他这个“黑脸包公”，几十年如一日，为集体把守大门。改革开放以后，他孤身一人，晚景凄凉，听说因一场家里的火灾，他不幸去世，我听说以后很是伤感。

    范纯俭老人去世大概有近二十年来了，有几件往事，让我常常想起他：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大队部院里搭起了一个灵棚，群众在此举行悼念活动。作为民兵，我当时参加了守灵，看见范纯俭老人天天要来灵棚里坐上大半天，深情很是悲伤。村里举行追悼大会那天，他撕心裂肺般地放声大哭，而且边哭便不住地呼喊“毛主席，你不能走……”。当时，群众对毛主席的逝世，人们都发自内心地悲痛，但是像他那样伤心至极的，应该是再没有第二个人。后来，我跟他说起这件事，他实话实说：忍不住就是想哭，肯定不是装的。有些人想哭也怕人笑话不敢哭，我甚也不怕，想哭就哭，没个怕上的。当年我这个“二杆子”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上毛主席闹革命，解放后翻了身，活得像个人了，我觉得毛主席就像咱们的亲人一样。毛主席走得突然，一下接受不了，担心没有毛主席，咱们这个红丹丹的江山那可咋个办呀？从此，我对范纯俭老人更加敬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所在的学校与范纯俭老人的住处相距不远，有一次我去老人家里坐了一坐。令我想不到的是，老人很关心国家大事，炕上放了不少党报党刊，电视节目非新闻不看。当说起那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风波时，他显得非常激动，而且语出惊人：“那些灰人们算些什么东西，多少人用鲜血换来的江山就让他们去坐？我就不答应！中国共产党就像泰山一样，谁也扳不倒，共产党没有私心，一心为咱们老百姓，谁能比上共产党？所以拥护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了，你说是不是？”我原来还准备给老人讲讲形势，让老党员受一下“教育”，听了老人掷地有声的话，我只有点头的份，只有受教育的份了——对于刚刚入党的我，那是我上的一堂特殊的党课，也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的一堂党课，真的！

    还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范纯俭老人还陪同镇上的主要领导到北京找范若愚“拉关系”，为的是弄些资金改善办学条件，他觉得这是件好事，就二话没说去了，而且确实起了作用，这是他唯一一次去北京见范若愚，虽然他的家人不知多少次让他到北京，找一找这位本家最大的“官”办点事，但是他从来没有答应过一次。这样的老党员、老村官，谁能不佩服？

    范纯俭老人可以说是家乡的第一代村官的代表，薛治荣则是家乡的第二代村官的代表，他从解放以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直担任村里的主要干部，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薛支书”。他中等个头，人长得精瘦，脑子精明，办事精细，是他们那一代村官中的佼佼者。令家乡人佩服的是，他担任村里的一把手几十年，竟然没有人说他个二二三三，真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思。

    家乡三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交通要道、肥富之地，好多人知道三岔而不知道五寨。在上世纪五十到六七十那个特殊而穷困的年代，三岔大队的一把手，那注定是能够呼风唤雨的角色，也是一个令好多人垂涎的角色——他掌管着几千口人的劳动、分配等等的大权，有多少本村人心急火燎地希望从他手上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又有多少外村人眼巴巴地盼望着他能够“恩准”他们到这里落户，可是这位“薛支书”却十分淡定，很是让他们失望：有时是沉默不语，有时是一笑置之，有时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面对上门的“有礼”之人，他更有“绝招”——你拿着什么来的，再带上什么走，否则你就走不了。

   于是乎，“薛支书”就这样当了几十年的“薛支书”。从我记事时起，他家住在三岔的北关，因北关人烟稀少，远离村中心，村里人戏称北关为“少数民族地区”。而他家又住在北关的北头，再往北就是荒山秃岭了。他的“府上”居然是四间面朝西且大小不一的靠崖土窑，晌午才能照一会儿阳婆，屋里地面凹凸不平，屋顶坎坎坷坷，人进到里面既怕绊倒，又防碰头；大门外还有一道缓坡，吃水、出行都很不方便。他上有老母，下有四子二女，一大家子人就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他在任时，在村里好地段上批出了不少宅基地，群众修起了很多石窑，他却没有凑这个热闹，虽然他家非常符合修建的条件。当时，大队有很多跑运输的皮车（牲口拉的胶轮大车），副业队里有很多手工艺匠，他要是硂窑，那是非常方便的。直到两个儿子快要结婚时，他家才在偏僻地段的北关城壕修了四间石窑，还比规定少了两间。

    薛支书和老伴都是党员，他们都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没有占集体便宜的习惯，子女们也就没有跟上他们沾过什么光。倒是他们的严格的家教和良好的家风，成就了下一代：长子、长女、四子、二儿子媳妇先后担任了人民教师，二儿子是原县属企业的领导，二女儿先在县属单位后随夫工作，三儿子现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个体户；孙甥辈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大都是大学生，他最疼爱的大外甥学有所成，现移居加拿大……

    我佩服薛支书的德行、为人、智慧、清廉以及远见，因为他在第三代村官的培养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

家乡的第三代村官的代表叫刘继华，他身材魁梧，宽盘大脸，两眼如炬，神采飞扬，声如洪钟，是那种见上一面就忘不掉的人。因我就在他手底下干过二年，对他更了解一些。

    说他是在大队部长大的一点不为过。他家就住在大队部附近，读书时，他就是大队部的常客；初中毕业后，他就开始在大队部跑腿打杂，端茶倒水，后来就住在大队部里，再后来就被薛支书他们看上了，从普通民兵到民兵营长，再从治保主任到支部委员，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薛支书肩上接过了支书的担子，开始了他十多年的“一把手”村官的生涯。

他的水平不一般。1976年春季，我高中毕业回村参加劳动，听他在全村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上讲过一次话，他不但声音宏厚，抑扬顿挫，很有感情，而且有理有据，通俗易懂，很有吸引力，让我对农村干部刮目相看。与他接触以后，发现他字写得不错，文章也写得不错，而且特别会“团弄”人，不管什么人，他都能搞掂，对上对下，应付自如。对范纯俭、薛智荣这样的老资格，他非常客气，尊敬有加；对手下的干部，该严则严，该帮则帮；对下乡干部，以礼相待，绝不盲从；对一般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义正词严，绝不手软。记得一个老拖欠户，手里有钱就是不还，他一碗“训面”就把他给放到了：“你红嘴白牙吃了，跑进茅房屙了，就不记得还拖欠？你这跟土匪快成一家了！”人们都服他，听他的话，跟上他走！

    他眼很“毒”，很会识人，也很会用人。村里当时是全县名副其实的好大队，农林牧副，各业兴旺，每个工可分一块多钱红，家乡人很是牛气，后生们不愁问不下媳妇。其它各个方面都是先进，张改秀民兵连是全省先进，科学种田是全区先进，社会治安是全县先进，宣传队每年都是全县汇演第一……谁都知道，这些都源于会识人、会用人，特别是对那些中学毕业回乡锻炼的知识青年，他更是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不管你是什么出身，谁家的孩子，只要有才干，进入他的眼里，就有计划地培养，大胆地使用，而且一有机会往外输送——推荐上学、招工、参军、调干等。这些“嘴上没毛”的人，在他手下，先扎扎实实地得到了锻炼，后大都有了好的归宿和前途；直到现在这一帮人都非常感激“计拴子”（刘继华的奶名）。像后来成为水利专家的兰庭雁，当时是民兵营副营长兼广播员；后来在本县担任了乡镇、部门或单位主要领导的岳效德、李昌、冯效德、郝世平、范裕、毕文光，当时都是大队（小队）里的干部或文艺骨干；人们熟知的褚向华当时是小队的兼职会计，后来担任了大队的专职会计，再后来成为了家乡的“掌门人；还有后来颇有名气的任某某当时是大队的治保主任，还有好多人后来在外地外省也各有成就。令人遗憾的是，他对别人的培养和前途很上心，他自己则总是“等一等”，结果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最后只在镇上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很多人都说，凭他的经历和才干，如果抓住机遇——该出手就出手，应该当个乡镇（局）甚至县级干部。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一棵无名小草，但是我对刘继华的感激并不比成为参天大树的那些人少。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回乡青年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农村锻炼满二年后，能够被推荐选拔上学将来捧个“铁饭碗”，可是这个“梦想”比现在考名牌大学还要难，因为每年村里被有幸推荐上学的就那么几个有限的指标。当然如果有幸被刘继华“相中”进了大队部，那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上学及捧铁饭碗的门，而我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而且还是我和父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那年冬天高中一毕业，我就参加了队里的平田整地劳动，每天早出晚归，从无缺勤。一天早上，第一个到工地的我，见到了又敬又有些怕的他，他随便说了一句“这个小后生天天早到”，我也没在意，结果在小队里评选劳动模范的时候，他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个小后生管够个模范。”结果我就“光荣”了一回。后来，他又让我到大队部当上了脱产的广播员兼通讯员，一天一个工分，全年满出勤——跟支书、主任一样；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美差，母亲竟然高兴得一夜未睡，因为我的前途有了眉目，我家也从此可以由拖欠户变成分红户了。记得父亲从外地回来，激动地非要请他吃一顿饭不行，可是他就是说“不行”。虽然我在大队部呆了一年多一点，而且后来恢复了招生考试，我通过自学考上了师范，总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他对于我的提携之恩以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的东西，都成为了我永久的记忆珍宝。

    三位老村官，三个好榜样。范纯俭老人的忠诚与淳朴、薛治荣老人的清廉与无私，刘继华书记的能力与公正，都将永远留在故乡的那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