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一年又一年

    生活好不觉日子长，不知不觉中，“骏马”哒哒渐行渐远，“灵羊”咩咩愈来愈近，眼看着喜气洋洋的羊年就要来了。今年过年前，我带着七岁的外甥女玩。一日，她说“想听听您小时候是怎样过大年的”，我觉得让她受受教育也好，便颇为认真地说了起来——

                             一个“革命化”的大年

    1967年，这年我已上小学。寒假前，学校已经停了课开始“闹革命”。学校操场上上演着一场场批斗当权派的“大戏”：只见那些平时受人尊敬的公社干部、学校领导，他们都脖子上戴上了一块大黑板，头被拽得很低，身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会场上混乱不堪，口号声、吵闹声不绝于耳。造反派的人还当众宣布：过年破四旧，立四新，不准上坟烧纸，不准垒火笼、点旺火，不准走亲访友。给即将到来的大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春节前，在县城中学工作的父亲回到了家里，可是家里却失去了往年过年那欢乐而温馨的气氛，父亲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白天黑夜躺在炕上，不住地唉声叹气，甚至还说“还不如死了”之类的吓死人的话。原来受到老校长提携重用的父亲，一下子变成了“保皇派”，动辄与老校长一起被批斗游街，而且他颇为看重的一些学生也在搜肠刮肚给他网罗罪证。生性绵软善良的父亲有点招架不住，承受不了，我们和母亲门也不敢出，整天围在父亲身边，生怕有什么事。

    可想而知，那个年是怎么过的，那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年——没有挂灯笼，没有放鞭炮，没有熬年，没有压岁钱，没有吃饺子，没有出去走动一下；那根本就不是在过年，倒像是在过关——像是在躲避一场随时而来的灾祸。

    记得一觉醒来，阳婆已经照进家里了。这个年就这样过了，而“大革文化命”的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学校很少上课，就是上课也没课本；校园外寺庙被拆毁了，书籍被焚烧了，连吹鼓手们的乐器也被没收了……

                             一个担惊受怕的大年

    1969年的大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一个提前过的大年，也是一个担惊受怕的大年。

    那年，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关系特别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那一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我们这个小镇子上所有的村民和机关干部，从秋天到冬天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挖地道。地道遍布全村的大街小巷，一直通道了村外。坐吉普车的官员们经常来视察地道，民兵们不时在夜间拉响警报搞演习，偶尔放电影也统统是《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片子。村外的战备公路昼夜不停在加紧施工，飞机频繁地从从头顶上呼啸而过。一进冬天，社会上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就发布了“恐怖”消息：“高鼻子、蓝眼睛的苏联人大年夜就要打过来了；还要发射‘黑圪蛋’（核武器）了。打起仗来，咱们这里就是前线，插上翅膀也跑不掉。”

    所见所闻都与打仗有关，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各家各户都在为打仗甚至逃难做着力所能及的准备。进入腊月，非但没有一点年味，反倒有了硝烟味——大人们在议论该躲到哪里去，要是征兵该怎么应对。大人娃娃整天少心没事，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腊月二十三本来是小年，好多人家就把除夕才煮的猪头猪蹄提前吃了，父母把压岁钱也提前给了，等于是提前过年了。夜里睡梦中常常梦见打仗——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大炮，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被蓝眼睛、高鼻子的苏联大兵追得没处躲、没处藏。

    到了大年三十，家里过年的气氛基本没有。白天父母准备了一些干粮，准备跑出去时吃。晚上全家人靠在被子上似睡非睡，远处一响起鞭炮声以为是大炮声，父亲就要赶紧出去看一下。

黎明鸡叫了，天亮了，远处的大喇叭里又响起了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一家人这才如释重负，总算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年头。

                             一个有惊无险的大年

    记得这是1974年的春节。

    除夕中午照例要吃猪头肉和猪蹄子，这可是等待了一年的“大餐”呀。除夕一大早，我们兄弟几个亲自看着母亲把猪头猪蹄一件件放入锅里，然后就一边贪婪地嗅着从锅里飘散出来的肉香味，一边守在灶台和锅头边耐心等待着大饱口福。中午时分，母亲终于把锅盖打开了，一团蒸汽漂过后，只见煮好的猪头猪蹄在汤锅里有节奏地跳动着，让人垂涎三尺。我们围在忙着切肉的母亲身边，顾不得拿筷子，直接用手抓着吃，吃肉的速度远远大于切肉的速度，一会儿就吃掉了几大盘。就在我们吃得满嘴流油、肚饱而眼不饱之时，意外发生了。由于吃得又快又口大，一片猪头肉卡在了喉咙里，我脸憋得通红，不住地咳嗽，不住地干哕，那肉片还是上上不来，下下不去，一阵比一阵难受。父亲和弟兄们有的使劲给我捶背，有的大声地安慰我，有的提议赶快叫医生。关键时刻，母亲不由分说，用她那只满是猪油的手掰开我的嘴巴，两根手指使劲伸进我的咽喉里，才把那片猪头肉揪了出来。我当时两眼生泪，喉咙生疼，肚里翻江倒海，过了一会儿吐得一塌糊涂。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全家人过年的兴致再也提不起来了。

    现在生活好了，见甚吃甚，天天就像过年一样，而不像过去那样甚贱吃甚，甚至忍饥挨饿……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大饿，我因年纪小没有印象，但是七十年代以后的挨饿却是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农村实行的是农业社、大集体，社员一起劳动、一起挣工分，当然也是一起挨饿，因为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冬春季节一天只吃两顿饭。家庭主妇们最愁的是做饭，往往火生着了却不知道做什么饭，就是铜铃铃（玉米窝窝）、红绳绳（高粱面河捞）这些粗糙饭也吃不饱。所以，那时候，过大年实际上盼望的就是解解馋，吃几顿饱饭、好饭而已，所以我就“出演”了那么一出有惊无险的“闹剧”，现在想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个借电视机的大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农村搞活了，分田到户了，吃穿不愁了。家庭的三大件由“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逐步向“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转变，特别是电视机，那是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有的一个重要标志。我是单职工，那时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四点五元，一台黑白电视机要四五百元，对于我这样的家庭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记得1983年的大年，我还是跑到学校里看的电视，与看门的老师一起看了第一届春晚：马季卖的“宇宙牌”香烟、陈佩斯的“吃面”，李谷一唱的“难忘今宵”，确实让人“难忘”。当然更“难忘”的是想买一台电视机，好在过年的时候能在自己家里头看一看春晚。

    由于囊中羞涩，1984年春节没能买上电视机。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学生家长在交电门市工作，他听说我过年看不上电视，就大胆地提出让我在大年三十天黑前趁没人的时候，到门市上悄悄地搬上一台电视机回家看，大年初三上班前再悄悄地把电视机送回来。我大喜过望，依计而行，平生第一次在家中看上了电视，记得是一台甘肃省生产的“春风牌”电视机，虽然是黑白的，图像极不稳定，但是我和妻子的心里却比吃了蜜还要甜十分。1985年春节，我买了内兄退下来的一台上海生产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台电视机；1992年春节前买了一台四川生产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

    “姥爷，你这是给我编的故事吧！”我刚刚说完，外甥女就谈起了她的“感想”。实际上，就在我说的过程中，她就忍不住偷偷地笑，开始是抿着嘴小声地笑，后来是哈哈大笑，她以为坐在她面前的这位真实的“姥爷”，过那样的年只能是编的不真实的故事——我以前确实经常给她编故事。

    我对外甥女说：孩子，这回绝对不是姥爷我编的故事，而且那样的过年距离现在也没有多少个年头；过了这个年你八岁了，再过三十四个年，你四十三岁了——新中国一百岁了，那时候你给你的孩子说现在的过年，他（她）更是觉得你在编故事；因为我们的国家发展太快了，太好了！你就好好念书，快乐成长，幸福地生活吧！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啊，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