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思“祖父\蔺晓渊

  花甲之年思“祖父”

蔺晓渊

戊戌狗年一到，我就进入花甲之年了；清明节一来，我就分外思念已经去世四十多年的“祖父”。

这个“祖父”其实是我的外祖父，我的祖父母、外祖母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了，我是外祖父看着长大的，因而外祖父这个“外”字早就从心里去掉了。

少小时代，是喜欢攀比的，而且攀比的理由很多，比如不时听到发小们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随意而尽兴地叫，我却只有一个“姥爷”可以叫，心里的羡慕嫉妒恨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连这个“姥爷”也没得叫，那肯定会是非常失落的。

在我幼小的心中，姥爷是个非常威严的人：一个秃顶的脑袋，一把山羊胡子，一双冷峻的眼眸，一张虽无笑容却有不少麻子的长脸。所以，我一般不敢跟他说话，每年大年初一去拜年，也不敢抬眼看他，总是战战兢兢进门，把放在老地方的压岁钱拿上，就赶快悄无声息地离开。

那时，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觉得姥爷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姥爷有文化，写得一手好字，保存着几本让我眼馋却始终没有得到的书；他打算盘非常熟练，也教过好多人打算盘；他有一身好厨艺，好多年在医院职工食堂掌勺做饭，也把厨艺真传给了我母亲和舅舅们；妈妈说，他还带着两个舅舅到口外闯荡过，他也给我说过内蒙的好吃好喝和好风景。

随着年龄渐长，我对姥爷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觉得姥爷还是个不一般的人。             

姥爷出身于地主家庭，可到了他手上，家里已经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所以，在土改时他也分得了田产。“文革”时，造反派硬要把“逃亡地主”的帽子给姥爷戴上，而且声称“证据确凿”，这对当时在部队就要提干的大舅造成很大的影响。让人们想不到的是，关键时刻，姥爷从枕头里掏出了一张已经变了颜色的土改时分到土地的原始证明，让造反派们顿时哑口无言。这张薄薄的纸，让一个家庭拔云见日；这张薄薄的纸，跟随他从口里到口外，几十年从来没有离身。

我母亲十四岁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就因病去世了，姥爷辞去了不错的工作，靠卖粉汤支撑着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还让我母亲把书念了下来。在实在支撑不下去不得不领着两个舅舅跑口外的时候，他把我母亲托付给了也等于是嫁给了村里最穷的一个人家——我的父亲，当时给我母亲提亲的不乏好人家，姥爷却说：穷自在，穷无根。

我姥爷的父亲下世早，姥爷早早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把三个弟弟都给拉扯大了，其中艰辛可以想见。他的四弟很有出息，先是当兵，参加过解放临汾战役，后随部队转战大西北，解放后，先后担任过甘肃省酒泉市市长、甘肃省工业厅厅长等职务，是我们三岔为数不多的上了“五寨县志”的大官。他的四弟很是感激他这个大哥的抚养之恩，曾让他带上孩子们来甘肃，他不去，还让他把孩子们送出来，他也不应。在大饿年代，他宁可带上我两个舅舅跑口外，也没有去找应该能够改变家庭命运的四弟；以后，无论处境如何不好，他从来没有向四弟张过口，从来没有。

我记忆中，姥爷总是手头拮据，少吃没穿，在那两间出进得低头的城墙窑洞住了几十年，但是我印象中他总是那么那么自在，那么从容，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家里也总是清清爽爽的，没有一点单身老人常有的让人皱眉头的境况。我记得他出门总要把衣服整一整，进门总要把身上拍一拍，我们要是身上有土、带着鼻涕他是不会让进门的。他带着老花镜、手捧书本的身影至今历历在目。

一些外人说我姥爷倔强，不近人情，死要面子；其实家里人都知道，我也慢慢感觉到，他不但要面子——他把尊严看得很重，他更要里子——率真刚直，宁折不弯，他不会弯腰低头，不想看别人的脸色，甚至碰了壁也不回头；虽然他没有过多享受过大户人家的富贵，但是他的血液里浸透了大户人家的那份尊贵；因而他一辈子都是孤独的，他始终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我深知，威严的外表之下，掩藏不住他老人家的舐犊之情。小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摸着我的头鼓励我“一定能念成书，吃上公家饭”，记得有一次他把他那顶陈旧的圆毡帽戴在我的头上，笑眯眯地说：“你老了，也就这个样子啊。”；他常常给我的好玩的三弟制作并修整马鞭子，还拿起鞭子示范性地甩上两下；他还带过未上学时的我的小妹，他给的干粮虽是一碗碗清稀饭，但那是他所剩不多的口粮啊；他总是表扬我大哥“懂事，勤快”，我大哥考上师范以及参加了工作，那都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他笑得特别开心。记得，在去世前四五年，他和我们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除夕之夜，他给我们讲了好多非常有趣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这样开心的时刻，对于我的姥爷来说很是奢侈。他心强命不强，特别是晚景凄凉，现在想来还是让人难以释怀。

他操劳了一辈子，腿脚很是不好，走一段就得蹲下歇一歇，牙齿也早早掉光了。去世前几年，他腮帮上长了一个脓疮——脓水不时往外流，起先不以为是什么病，可是几年里总是不见好，也没钱到外边看过，他就是那样忍者扛着，至多吃几粒镇痛片。

那时，我刚刚上了高中，也算是懂事了，眼见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不能为他减轻哪怕是一点点苦痛，只能从心里可怜他，或是陪母亲流泪。

刚得病的时候，他还对我们弟兄三个说：你们弟兄几个好好念书，念成书娶媳妇的时候，姥爷给你们做大席（说是很排场的宴席），说到高兴处，他张大没牙的嘴巴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了，有时他拗不过我们，到我们这头吃顿饭，他怕我们看见脓疮恶心，非要躲出去，等我们吃完了他才一个人吃，而且要背对着我们吃，看着他的背影，总有想哭的感觉。

临走前一段时间，他把我母亲叫去，郑重其事把他常戴的那副老花镜放在母亲手里说：“大大，这辈子，甚也没有，这个给你，你老了戴上哇！”他还让母亲给他缝上一身老衣，说：“你妈死得早，你给大大缝缝补补半辈子，你就再给大大缝这一身哇！”

姥爷看人眼高，能够揉进他眼里的人不多，但是他对我父亲却高看一眼，特别尊重，他对选择我父亲这个文化人做女婿很是自信，跟我父亲总是能说到一起，有什么事情总要征求我父亲的意见；逢年过节，翁婿两人总要喝上几杯，他们谈天说地，很是和悦。他临终前对我父亲交待了很多，我父亲都一一记在心里——直到我父亲2012年去世。

1975年新年刚过，姥爷永远地走了，享年68岁。他是半夜走的，第二天我们随母亲一直守在灵棚前，深夜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仰望星空，看到有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向我们不住地眨眼，我说：“那一颗一定是姥爷星！”母亲说：“应该是的！”

时光的脚步从来没有片刻的停歇，在沧海桑田的历史演进中，在物是人非的现实变换中，我的姥爷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是43年了，这种思念就像天幕上那颗明亮的“姥爷星”一样，从来没有失色，反而愈来愈明。

这种思念常常变成一场场虚幻而真实的梦：在树木茂盛、山清水秀的背景中，他乐呵呵地带着我们在山上掏甜甘草；他红光满面，滔滔不绝给我们讲故事；在高朋满座的宴席上，他笑呵呵地端来了一盘盘冒着热气的菜肴；他和我的父亲面对面端坐着，推杯换盏，谈笑风生......

做梦总要醒来，而思念永无停歇。想到姥爷一生的劳苦、晚年的凄凉，甚至生出对他老人家的一丝“怨恨”——您稍微改变一下，命运就不至于这样啊！可是，我想这是没有一点可能的，否则他就不是我的姥爷了——这跟时代无关，只跟本性、遗传有关。作为后代，跟他相比，我又改变了多少呢？

如今，不知姥爷在的“那边”改变了多少，我们在的“这边”确实改变了许许多多，似乎变成“人间天堂”了，在那么多欢乐开心的时刻，我总是感到“遍插茱萸少一人”啊。

姥爷，我们多么想让您老人家回来一趟啊，哪怕一天也好啊！

人生苦短，芸芸众生，活着就好，没有苟活就好；死了坟头有烟就好，有人心念就好。

啊，生命不死，循环往复；就如时钟，转了一圈，总会再回来。

您的亲人以及这个世界会一直等你，我的姥爷。（蔺晓渊）

（于2018年4月4日清明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