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九歌》的研究,关于《九歌》与夏代“九歌”的关系,《九歌》与屈原的关系,《九歌》的篇章数目、次序及各篇关系等,历代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毫无疑义,即《九歌》确实是在楚地祭祀仪式上付诸演奏的乐诗。
论及《九歌》的乐歌属性,还得从“九歌”之名说起。《九歌》,其名源于夏代乐曲“九歌”。那么,《楚辞·九歌》作为楚地“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祭歌,与夏代“九歌”有怎样的关联呢?有学者认为《九歌》曾配以“九歌”的曲调,或是沿用了载歌载舞的乐舞形式,也有观点认为《九歌》只是借用了夏时“九歌”之名,二者在内容、形式上没有什么联系。
过去研究,因为不明《九歌》文本的性质和体制,对其歌唱性不是关注不够,就是有所偏差。王逸、朱熹等学者都将《九歌》视作屈原借楚国祭祀之事,寄托君国幽愤之情的讽谏之作。因此,历代研究或是索隐《九歌》中屈原的寄托之义、《九歌》诸篇与楚国历史的关系,或是牵扯屈原与楚王的关系、屈原与神鬼的关系、甚至人神相恋或神巫相恋等,穿凿附会,不一而足。这些研究过度强调屈原与《九歌》的关联,而忽视了《九歌》所植根的楚地祭祀礼俗及其丰富的乐舞信息,而后者显然才是《九歌》有别于《离骚》《九章》等其他屈原作品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其实,《九歌》中即便有屈原的参与,也主要是文辞的修饰加工,但这并不能改变楚地祭歌的原始风貌。
对《九歌》文本性质与体制的理解偏差,还体现在对《九歌》篇章等问题的认识上。《九歌》虽以九数为名,但今存实有十一篇。因为拘泥九数,旧注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或谓《东皇太一》《礼魂》为迎神、送神曲而不入于九数。诸如此类,都是昧于对古书的体例不解,对《九歌》的篇章数与次序强求整齐统一。
如上所述,《楚辞·九歌》只是借用了传统乐曲名,九不必确指,“九歌”更多是一种音乐概念,用以统称一类或一组篇章卷什。既然九为虚指,那么《九歌》内部各篇之间是否存在严密、完整的体系,也是可以存疑的。
关于《九歌》中神祇的来源,如周勋初先生《九歌新考》所言:东皇太一是燕齐方士利用道家本体论中的材料构拟出来的;东君、云中君、河伯等神均为北方神祇,非楚产;山鬼是崇山峻岭中的一种精灵,在神界地位十分低微。而从一些楚墓竹简来看,楚国贵族祭祀神灵的数量远比《九歌》神祇多,在神灵谱系上也存在出入。这些现象都证实了《九歌》神祇之间缺乏系统性,甚至在楚人神灵祭祀中都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因此,过度阐释《九歌》诸篇之间的关联,不仅与先秦古书纂集、流传的一般体例相违背,也不符合楚人神灵观念和祭神活动的真实情况。
因此,在考察《九歌》歌唱问题时,既要避免与楚国政史或屈原相纠结,防止过度索隐附会,也应该了解古书的基本体例,注意《九歌》诸篇的自足性和独特性。
(作者单位系首都师范大学)